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已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疾病，疫情发生带来的不确定性不仅对公众的生命健康产生了威胁，而且令公众的负面心理状态——焦虑情绪不断加剧。居住环境是影响居民情绪的重要因素，根据“人—环境一致性理论”，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个人的认知受环境的影响。因此，以线上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测度城市居民的焦虑情绪，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居住环境和人口学特征对焦虑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居住环境要素中，室内居住环境中的采光、通风和噪声状况，室外居住环境中的住区绿化状况、疫情宣传和管理状况以及安全设施状况对城市居民焦虑情绪有显著影响;在个人特征要素中，年龄、收入和独居状态对城市居民焦虑情绪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居住环境;焦虑情绪

　　0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1-08-17)，全球报告的累计病例数已超过2.06亿，累计死亡人数近440万。对广大社会民众而言，COVID-19不仅对生命健康产生巨大威胁，而且对心理和情绪健康造成严重冲击[1-2]。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社会大众的情绪状态出现了波动，LI等[3]通过词频分析和心理指标预测，指出民众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和愤怒会普遍升高。其中焦虑是一种由外在的不特定危险刺激所引起的，并伴随个体相应的生理和行为变化的紧张、不安、恐惧的情绪状态[4]。焦虑对个体身心发展有潜在的、长远的影响，长期处于高焦虑状态会严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

　　为防止疫情扩散，大部分居民居家隔离，此时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居住环境。居住环境(residentialenvironment)通常指围绕居住和生活空间的各种环境的总和[5]。邱婴芝等[6]提到，居住环境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EVANS[7]指出，建筑环境的某些特征(如住房拥挤、室外噪音等)令居民暴露于环境中，使其产生心理压力，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基于前人的研究，针对这一特殊时期，以线上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用焦虑自评量表测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情绪，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特殊时期影响城市居民焦虑情绪的因素。研究结果一方面证实了环境心理学中“人—环境一致性理论”;另一方面可为居民日后进行居所规划提供参考，为特殊背景下缓解城市居民焦虑情绪提供科学依据。

　　1文献回顾

　　在城市居住环境中，刘绍峰[8]根据人居环境的规模和级别将其划分为近接居住环境(微观居住环境)、社区环境(中观居住环境)、城市环境(宏观居住环境)、国家和区域环境、全球环境5个层次。其中，近接居住环境主要指以居民为核心的内外空间环境，即居民用以居住、娱乐等日常活动的场所，包括内部活动空间和周围活动空间。疫情期间居家不外出的防疫措施[9]，使居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近接居住环境，本研究亦仅考虑该级别的居住环境。

　　相关研究发现，居住环境中的一些因素对居民的不良心理表现，如焦虑、抑郁等产生影响。HOISINGTON等[10]指出，不充足的采光或不开阔的窗户视野分别导致抑郁症发生的概率增加60%和40%;EVANS[7]的研究表明，居住环境中的居住条件、室内噪声和光线等直接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还通过改变人的心理社会过程进一步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如较高的居住密度通过干扰社会支持关系的发展，间接影响心理健康;FIRDAUS[11]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房屋过度拥挤、房屋结构问题以及室内噪声污染等与居民抑郁或沮丧的心理状况显著相关;GUITE等[12]的研究结果表明，住房或社区的拥挤度、来自邻居的噪声以及绿色空间与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相关;李春江等[13]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居住区环境和噪声污染水平均与居民心理健康显著相关;卢丹梅[14]指出，居住区的景观绿化环境是居住环境直接、形象的外在表现，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WHEELER等[15]研究发现，绿地可达性较好的城市社区有助于居民的身心健康;FAN等[16]通过对美国社区进行调查，发现社区绿地对居民的心理健康产生正向影响，可降低居民的压力;ZHANG等[17]研究了绿化、清洁、垃圾处理等居住环境因素与积极、消极情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美丽干净的居住环境可增强居民的自豪感和对居住区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积极心态和情绪;OCHODO等[18]的研究显示，对可用绿色空间不满意的人，其恐慌症的发生率提高了4.262倍，同时指出，住宅单元密度等是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外部居住环境要素。

　　此外，个人特征要素也对居民心理健康造成影响。FIRDAUS[11]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且独居的人更易产生抑郁倾向。FRIJTERS等[19]认为，心理健康与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生理健康状况、就业和婚姻状况存在显著相关性。PACIONE[20]认为，个人特征中的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均会影响心理健康。靳永爱等[21]发现，居住方式对老人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其中独居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最高。李诗琪[22]发现，独居状态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独居者相对于与父母、配偶等一同居住的人，其更有可能患抑郁疾病。

　　环境心理学中的“人—环境一致性理论”考虑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彼此适宜或者缺乏一致性的状态，当个人与环境之间的感知相适应时，也就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可以满足个人的需求时，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当感知不相适应时，则会产生心理和身体上的紧张，损害健康[21-22]。根据“人—环境一致性理论”，这种一致性在疫情期间发生紊乱，此时需从个体自身或者在环境方面做出改变，以调整和改善心理状态，避免产生焦虑情绪。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居住环境，侧重于研究居住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针对居住环境对城市居民某一特定情绪的影响研究较少，且未见针对疫情防控这样特殊情况下的研究。本研究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专门探究居住环境对城市居民焦虑情绪的影响，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2.1研究方法

　　逻辑回归模型是一种重要的分类模型，由于其算法简单、效率较高且容易推广被广泛应用。现有文献倾向于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不同环境因素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13，24]。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居民焦虑情绪的因素。以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p为因变量，以影响p的因素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某事件发生的概率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25]。假设居民焦虑情绪与居民的居住环境以及居民个体特征中的某些因素有关，则模型可描述为

　　In[p/(1-p)]=B0+B1X1+B2X2+…+BnXn，其中，n为自变量个数，p为居民有焦虑情绪的概率，1-p为无焦虑情绪的概率，X1，X2，…，Xn为解释变量，B0，B1，B2，…，Bn为参数。

　　2.2数据获取

　　焦虑作为一种心境，主要通过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即量表法或问卷法)评定，常用的工具有王征宇等[26]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该量表能较好地反映焦虑倾向的主观感受，具有效度高、方法简便、易于分析等优点，且评分不受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被广泛认可[27]。量表共包含20个题项，采用4级评分，主要评定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具体为：“1”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有;“2”表示有时有;“3”表示大部分时间有;“4”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其中l5项用负性词陈述，其余5项用正性词陈述，用正反向计分。SAS的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各项目得分相加即为初始分，初始分乘以1.25后取整得到标准分。定义SAS标准分总分≥50为有焦虑症状，<50为无焦虑症状[28]。焦虑情绪为因变量，使用该量表测度城市居民的焦虑情绪，根据得分分为有焦虑情绪和无焦虑情绪两类，因此可作为二分类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的来源基于两方面，一是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二是增加一些适合特殊时期的要素，得到最终的影响因素。文献整理分析发现，对居住环境的建成环境研究较多。因此，在影响城市居民焦虑情绪的居住环境要素中，将室内采光状况、噪声状况、住区卫生环境状况、建筑物密度以及住区绿化状况5个自变量纳入影响因素。另外，虽然有研究认为室内的通风效果对居民的心理健康无显著影响[12，29]，但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多通风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人们对室内通风状况的重视度有所提升，故增加室内通风状况这一变量。此外，研究发现，居民的个人特征是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故增加个人特征这一要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水平以及独居状态6个自变量。考虑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对物业的依赖程度增加，对小区疫情防控措施高度关注，对安全设施的要求较高，故在居住环境要素中增加了物业服务状况、疫情宣传和管理状况以及安全设施状况(家庭、电梯间的消毒设施等)3个自变量，这样与居住环境要素相关的共有9个自变量。居住环境是服务于人的，最终需根据人的主观感受判定其优劣[30]，故根据有关居住环境的定义以及居民的主观感受位置，将居住环境分为室内居住环境(包括通风、采光、噪声状况3项)和室外居住环境(其余6项)，并用李克特5分量表的得分表示居民对居住环境要素的主观感受，采用5级记分，从“非常不满意”计1分到“非常满意”计5分。

　　疫情期间，居家防疫成为常态，线下调查虽受限，但互联网时代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线上调查成为获取数据的重要渠道。故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设计并发放结构化自填式电子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居民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收入状况等6个自变量;第二部分重点关注居民对居住环境的主观感受，包括室内居住环境和室外居住环境，共9个自变量;第三部分用焦虑自评量表测度城市居民的焦虑情绪，根据得分高低做判断。

　　为保证调研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预调研检验问卷设计的有效性，以便针对性地调整和修改题项。经筛选获得有效预调研问卷100份，分析显示，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的信度系数值为0.868，大于0.8，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较高，使用KMO和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验证，KMO值为0.850，大于0.8，研究数据的效度较好，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

　　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290份，其中收到有效问卷250份，有效率达86.21%。SAS的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居民中有焦虑情绪的有94人，占总样本的37.6%，无焦虑情绪的有156人，占总样本的62.4%。为初步了解居民及其居住环境的基本情况，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居住环境评价的平均得分情况看，居民对室内环境的评价得分为3.659，高于室外环境的平均得分3.551。在室内环境中，居民对室内噪声状况评价最低，得分为3.248，说明疫情期间，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对噪声的敏感性有所上升，且家庭噪声也成为噪声的重要来源。在室外环境中，居民对住区的物业服务状况评价相对较低，得分为3.348，说明疫情期间居民对物业服务的要求更高。

　　个人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所获数据中男性为120人，有焦虑情绪的人数占男性样本的43.33%，女性为130人，有焦虑情绪的人数占女性样本的32.31%，男性较易产生焦虑情绪;样本年龄基本集中在18~24岁及25~34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焦虑情绪的样本比例增加;文化水平在本科及以上的人数占比较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较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有焦虑情绪的比例较高;样本中学生较多，为107人，有焦虑情绪的占比相对较低;月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下及2000~5000元的人数较多，收入较高的居民较收入较低的居民有焦虑情绪的比例大;在居住方式方面，独居人群中有焦虑情绪的比例为51.52%，非独居人群这一比例为32.61%，说明独居者更易产生焦虑情绪。

　　3研究结果

　　3.1信效度检验

　　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的信度系数为0.875，大于0.8，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较高。本次问卷调查中焦虑自评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37，通过检验，表明本次对城市居民焦虑情绪的调查数据可信。使用KMO和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验证，KMO值为0.866，大于0.8，研究数据效度较好。

　　3.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其中年龄、月收入为连续变量，为突出统计特征，便于回归分析，将以上变量处理为分类变量，变量赋值说明及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为避免变量之间出现的共线性问题影响回归模型的正确估计，需对其进行共线性检验。通常情况下，当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大于10或条件指标大于30时，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现象[31]。用SPSS26.0软件对各模型的解释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如表3所示，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1.895，条件指标最大值为28.95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系数的Omnibus检验P=0.000<0.05，即回归模型总体有意义，霍斯默-莱梅肖检验P=0.758>0.05，即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小表示各影响因素对居民焦虑情绪的影响程度，正负号表示影响方向，OR值表示相对参照组居民焦虑情绪发生的概率。

　　相关期刊推荐：《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SciencesEdition)(双月刊)曾用刊名：杭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于1956年，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电子科学、化学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与城市规划、心理学等为主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的理学类研究论文、研究简报等。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人特征与居民存在焦虑情绪有关，年龄、月收入、是否独居对居民的焦虑情绪有显著影响，本次分析并未发现居民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对居民存在焦虑情绪的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在本次调查中，学生群体占比较大，且高学历人数较多。研究发现年龄越大，越易产生焦虑情绪，相较于18~24岁的青年群体，其他群体存在焦虑情绪的可能性增加了1.837倍，这与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中年群体在疫情期间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影响更大，易产生不利的心理健康状况。居民收入水平对焦虑情绪的影响，验证了前人的结论，即收入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21-22]。但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即收入越高的居民自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13，32]不一致。查询文献发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棘轮效应”有关。“棘轮效应”由经济学家杜森贝里在其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33]，指的是某种经济变量只能往一个方向变动，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例如，消费具有棘轮效应，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一旦形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难以向下调整。疫情期间，因工作受影响，高收入群体收入受影响的程度大于中低收入群体，且其不会因收入的降低而立即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和改变已形成的消费习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种心理落差令高收入群体更易出现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独居状态显著影响焦虑情绪，独居者更易出现焦虑情绪，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1-22]。原因可能是疫情期间，为了确保顺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社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独居者长时间处于封闭、隔离的状态，与亲人、朋友和社会的联系减少，得到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少。光瑞卿等[31]指出，情感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一种类型，包括倾诉、交谈、咨询、建议、关心、宽慰等精神上的慰藉;社会支持可以降低人际疏离感，从而有效降低焦虑程度[1]。非独居者从家人或者朋友处获得的情感支持较多，能够较好地缓解心理压力，改善精神状态，相对不易产生焦虑情绪。

　　在室内居住环境方面，研究发现，室内通风、采光、噪声状况3个因素均对居民的焦虑情绪有显著影响，主观评价较高的居民较评价较低的居民有焦虑情绪的可能性低，从其回归系数绝对值看，采光状况对居民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噪声状况和通风状况。通风状况对城市居民的焦虑情绪有显著影响，而在非疫情期间进行的相关研究并未显示通风状况对居民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12，29]。出现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居家防疫背景下，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多通风，且有研究提到，在人员聚集的室内新冠病毒易发生直接传播，这与室内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的方式及效果密切相关[34]，通风可以稀释带有病毒的气溶胶，降低传播风险，故在疫情期间，通风状况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被放大了，主观感受满意的居民不易产生焦虑情绪。研究还发现，对噪声状况、采光状况较不满意的居民出现焦虑情绪的可能性高，这与非疫情期间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有研究认为，噪声会让人产生烦恼，令人产生焦虑、厌烦等不愉快的情绪和情感，对居住在高密度单元楼中的居民来说，来自邻居的噪声烦恼会导致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概率增加2.3倍[35];HOISINGTON等[10]的研究指出，采光状况不佳不仅会损害居住者的视觉健康，还会对其生理及心理产生不良影响。良好的照明直接或间接地与积极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相关，具有自然景观的高质量照明也与减轻压力、减少焦虑和改善情绪显著相关。

　　在室外居住环境方面，只有住区绿化状况、疫情宣传和管理状况、安全设施状况3个因素对居民的焦虑情绪产生显著影响，从其回归系数绝对值看，住区安全设施状况对居民的焦虑情绪影响最大。对住区绿化评价满意的居民不容易产生焦虑情绪，这与非疫情期间的研究结果一致[14-18]。另外，疫情期间人们都处于居家隔离的状态，但HAZER等[36]的研究指出，通过窗户欣赏绿地与身处绿地均有助于降低人们的心理压力水平，有利于缓解焦虑情绪。与非疫情期间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住区的卫生环境状况对居民焦虑情绪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是，疫情期间城市住区在卫生管理等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到位，同时国家发布的有力举措也让小区管理人员更加注重卫生等方面的管理，因此不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状态造成太大影响。本研究也没有发现建筑物密度对居民焦虑情绪的影响，原因可能有：一是我国与国外的建筑设施情况有所差异;二是疫情期间，自觉居家不外出是重要的疫情防控措施[9]，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建筑物密度对人们心理的影响降低。此外，研究发现，特殊时期增加的物业服务状况、疫情宣传和管理状况以及住区安全设施状况对居民焦虑情绪的影响存在差异。物业服务状况对居民的焦虑情绪不产生影响;疫情宣传和管理状况对居民的焦虑情绪有显著影响，对其评价越高的居民，越不易产生焦虑情绪;但发现对于住区安全设施状况评价高的人，反而越易产生焦虑情绪，这可能是因为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住区消毒设施的配备远较平时严密，给居民造成压迫感和紧张感，令其过度紧张，产生过重的心理压力，增加焦虑情绪发生的概率。——论文作者：赵丽宁1，2，李君轶1，2*